出暴，而威制天下。故曰，兵胜于朝廷。不暴甲而胜者，主胜也；阵而胜者，将胜也。”显然，这绝不是战阵将军视野之内的兵事，而是邦国成军的根本国策，是以君王为轴心的庙堂之算。也就是说，朝廷谋兵的最高运筹是：国富民强，不战而威慑天下，不得已而求战阵。故此，一国能常胜，首先是朝廷总体谋划之胜。

王谋兵事第三：不赖外援，自强而战。

春秋战国多相互攻伐，列国遇危求援而最终往往受制于人，遂成司空见惯之恶习。《尉缭子》以为，这种依赖援兵的恶癖导致了诸多邦国不思自强的痼疾。是以，尉缭提出了一个寻常兵家根本不会涉及的论断：量国之力而战，不求外援，更不受制于人。嬴政特意抄录了《尉缭子》这段话：“今国之患者，以重金出聘，以爱子出质，以地界出割，而求天下助兵。名为十万，实则数万。且（发兵之先）其君无不嘱其将：‘援兵不齐，毋做头阵先战。’其实，（援兵）终究不力战…（纵然）天下诸国助我战，何能昭吾士气哉！”而求援与否、援兵出动之条件及对援兵的依赖程度，也是庙堂君王之决策，并非战场将领之谋划。嬴政在旁批下了大大十六个字：“量力而战，是谓自强，国不自强，天亦无算！”

王谋兵事第四：农战法治为治兵之本。

嬴政读《尉缭子·制谈第三》，连连拍案赞叹：“此说直是商君治兵也！大哉大哉！”嬴政所赞叹的，是尉缭子明确拥戴商鞅的农战法治论。嬴政自己是《商君书》与商君秦法的忠实追随者，对尉缭的论说自然大大生出共鸣。《尉缭子》云：“吾用天下之用为用，吾制天下之制为制。修我号令，明我刑赏，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，非战无所得爵，使民扬臂争出农战，而天下无敌矣！”尉缭之论，明确两点：一是依法治军，是为形式；一是重农重战，是为治军基础。天下自有甲兵，便有军法，任何国家任何大军皆然。但是，自觉地将军法与邦国变法融为一体推行者，寥寥矣！至少在战国兵家著述中，尉缭子史无前例。嬴政感喟不已，在旁批下两行大字：“如此国策，将军不能也，唯庙堂朝廷能行也，宁非君道哉！”

王谋兵事第五：民为兵事之本，战威之源。

自有兵家，鲜有将民众纳入战事谋划视野者。这一点，也是尉缭子开了天下先河。“审法制，明赏罚，便器用，使民有必战之心，此威胜也…夫将之所以战者，民也。民之所以战者，气也。气实（旺盛）则斗，气夺则走。”基于将民众看作战胜之本，尉缭子提出“励士厚民”为国家治军之本，并据以划分出国家强盛的四种状态：“王国富民，霸国富士，仅存之国富大夫，亡国富仓府。”嬴政读之奋然，大笔批曰：“秦不赖民，安得长平之战摧强赵乎！秦不赖民，安得一天下乎！王国富民，而民能为国战，君王谋兵之大道也！”

“醍醐灌顶，尉缭子也！”嬴政一次又一次拍案赞叹着。

“君上君上，尉缭子逃秦，长史去追了！”赵高风一般飞进密室。

“！”嬴政霍然起身，愣怔着说不出话来。

“君上，尉缭逃！”

“快！驷马王车，追！”蓦然醒悟，嬴政一声大吼。“嗨！”赵高脆亮一应，身影已经飞出。